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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世界各地男性間性行為者捐血限制之現況 男性間性行為者可捐血，無特別限制 男性間性行為者可捐血，血品可供研究使用但不能用在輸血上 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無男性間性行為可捐血 男性間性行為者終生不得捐血 無相關資料 （Wikipedia-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blood donor controversy, Rtheranikal - Own work, CC BY-SA 4.0） |
作者：陳睿霖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系/化學系雙學士）
台灣於2013年2月開始採用核酸擴大檢驗（NAT,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ing）對捐血之血品全面進行篩檢，其檢測空窗期可由感染後22天縮減至11天1。於此網友日前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針對現行之《捐血者健康標準》規定男性曾有過同性間性行為將終生不得捐血建議主管機關應比照西方國家放寬捐血標準以消彌對男同志之歧視。而衛福部也對此回應表示，將會研擬逐步放寬，起初將由終生禁令放寬至5年內無男性間性行為即符合捐血資格，但目前尚未公佈時程表2。但反方則認為即便是全面採用NAT，還是無法百分之百的預防愛滋病透過輸血感染，若是開放男同志捐血很可能導致輸血感染愛滋的案例再度發生3。但究竟禁令的鬆綁對於受血人的感染風險究竟有何實質上的影響? 統計指出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在政策鬆綁後其輸血感染愛滋的風險是不變，甚至有些微下降。
澳洲於2000年全境開放一年內無男性間性行為者可捐血，英國於2011年跟進，加拿大則在2013年放寬至5年（並在2016年更放寬到1年）。加拿大魁北克省血液基金會Héma-Québec學者Marc Germain回顧統計學家在過去針對澳、英、加三國放寬男同志捐血標準後預測可能面臨的愛滋感染風險。其中Soldan、Germain、Aderson及Davison分別對此提出不同的統計模型，Anderson的模型預測澳、英、加三國在放寬後其血庫中愛滋篩檢呈現陽性的數目在第一年將會上升3400%，而Davison則預測會增加73%。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政策實施之後兩年的期間篩檢呈現陽性的數量*在加國及澳國並沒有任何增加，而在英國反而是下降的，三個國家總合則下降27％4（表一及圖一）。此結果顯示，在上述三國開放男同志捐血後其受血人感染的風險並沒有因此增加。
對此超乎預期的結果，Germain推測有下述兩種可能的原因：
ㄧ、在4種不同的統計模型中都必須精確估計「已感染愛滋但本身沒有察覺的男同志」的人口，因該參數會大大地影響到模型預測出的結果。但不幸的是，這樣的數據近乎不可能精準得知只能透過已知感染的男同志人口來估計背後有多少人感染但沒有察覺。而各模型都高估了產生的風險，則有可能是因為都高估了該項人口比例，作者並猜測男同志中感染但未察覺的人口比例可能與人口總體，也就是各性傾向之總和，無異。
二、在放寬捐血標準後，符合標準的男同志可能並沒有因此參與捐血，因此風險並沒有增加。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在男性間性行為的終生捐血禁令大多已行之有年，所以即便在標準放寬後因社會長期的汙名化下男同志也不願參與捐血的活動。但這樣的猜測可能性則較小，Germain說明英國調查結果顯示在新政策上路後的確有相當的男同志願意且實地參與捐血的活動5。
然而，為何美國自1999年全面實施NAT篩檢後仍有輸血感染愛滋的事件發生?加拿大、澳洲、英國及台灣6的確在NAT引進後境內沒有新增任何輸血感染的案例。NAT因其卓越的偵測靈敏度可將空窗期縮小至11天，但在空窗期內的感染者其血液則有可能逃過篩檢進而感染受血人，這樣的機會極小但並非不可能。美國在1999年引進NAT，但分別在2000年新增1例7，2002年2例8及2008年1例9證實由輸血而感染的案例（圖二），案例中的捐血者都在事後的調查中證實感染落在NAT之空窗期內，也就是感染的11天之內。但若捐血人確實遵守捐血標準的情況下，其受血人感染風險又是如何?加拿大於2013年將男性間性行為放寬至5年之際曾估計過放寬後的受血人感染風險，其中假定所有捐血人都嚴格遵守5年的禁令並且將篩檢技術上的限制納入考量，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其機率經換算後為每1072年才有僅有1例因輸血而感染10。這樣的機率比在加拿大受到雷擊的機率還小上10萬倍，加國每年受到雷擊而受傷或死亡的案例為120-190件11。
結語：
由上述可知，在現行的篩檢技術下血品安全的把關最重要的並非捐血禁令的長度，如終生、5年或是1年禁止捐血，而是捐血人是否確實恪遵該禁令12。因此在台灣不論是捐血禁令放寬至5年甚至1年只要主管機關確實教育捐血人恪遵新的規章，在酵素免疫分析法（Enzyme Immunoassay, EIA）及NAT的雙重把關之下輸血則安全無虞。因此在捐血議題上，血品安全及消除歧視並非不能兩全。
* 眼尖的讀者在這裡可能會發現數據呈現的是血庫中預測及實際愛滋篩檢呈現陽性的數目來作為輸血感染的風險（residual risk）的代理變數（proxy variable）而非直接比較確診經由輸血感染的案例數目，其緣由Germain解釋在目前已引進NAT的國家（美國1999年、澳洲2000年、加拿大2001年及英國2007年）經由輸血感染愛滋的案例極為少見（美國於2008年自之後就沒有任何愛滋感染證實是經由輸血傳染9，澳洲自1998年13，加拿大自1985年14，英國自2003年15）因此若是用此做為感染風險的指標將會沒有任何統計意義，因為都為0。進一步來說，開放男同志捐血若是有可能會增加在血庫中受愛滋感染的血包但卻因某些因素沒有被篩檢排除（意即輸血感染的風險增加，極低，不具有統計意義）被篩檢出感染的血包則理應會同步增加（低，但具有統計意義）因此引用後者作為代理變數應能代表前者作為統計變數。
台灣於2013年2月開始採用核酸擴大檢驗（NAT,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ing）對捐血之血品全面進行篩檢，其檢測空窗期可由感染後22天縮減至11天1。於此網友日前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針對現行之《捐血者健康標準》規定男性曾有過同性間性行為將終生不得捐血建議主管機關應比照西方國家放寬捐血標準以消彌對男同志之歧視。而衛福部也對此回應表示，將會研擬逐步放寬，起初將由終生禁令放寬至5年內無男性間性行為即符合捐血資格，但目前尚未公佈時程表2。但反方則認為即便是全面採用NAT，還是無法百分之百的預防愛滋病透過輸血感染，若是開放男同志捐血很可能導致輸血感染愛滋的案例再度發生3。但究竟禁令的鬆綁對於受血人的感染風險究竟有何實質上的影響? 統計指出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在政策鬆綁後其輸血感染愛滋的風險是不變，甚至有些微下降。
澳洲於2000年全境開放一年內無男性間性行為者可捐血，英國於2011年跟進，加拿大則在2013年放寬至5年（並在2016年更放寬到1年）。加拿大魁北克省血液基金會Héma-Québec學者Marc Germain回顧統計學家在過去針對澳、英、加三國放寬男同志捐血標準後預測可能面臨的愛滋感染風險。其中Soldan、Germain、Aderson及Davison分別對此提出不同的統計模型，Anderson的模型預測澳、英、加三國在放寬後其血庫中愛滋篩檢呈現陽性的數目在第一年將會上升3400%，而Davison則預測會增加73%。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政策實施之後兩年的期間篩檢呈現陽性的數量*在加國及澳國並沒有任何增加，而在英國反而是下降的，三個國家總合則下降27％4（表一及圖一）。此結果顯示，在上述三國開放男同志捐血後其受血人感染的風險並沒有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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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ㄧ、開放男性間性行為者捐血後各理論模型預測其後第一年之捐血者呈愛滋陽性反應之案例數及觀測值 (Germain, M., 2016, 1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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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開放男性間性行為捐血後各理論模型預測其後第一年之捐血者 呈愛滋陽性反應之案例數及開放前後之觀測值 (Germain, M., 2016, 1606) |
ㄧ、在4種不同的統計模型中都必須精確估計「已感染愛滋但本身沒有察覺的男同志」的人口，因該參數會大大地影響到模型預測出的結果。但不幸的是，這樣的數據近乎不可能精準得知只能透過已知感染的男同志人口來估計背後有多少人感染但沒有察覺。而各模型都高估了產生的風險，則有可能是因為都高估了該項人口比例，作者並猜測男同志中感染但未察覺的人口比例可能與人口總體，也就是各性傾向之總和，無異。
二、在放寬捐血標準後，符合標準的男同志可能並沒有因此參與捐血，因此風險並沒有增加。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在男性間性行為的終生捐血禁令大多已行之有年，所以即便在標準放寬後因社會長期的汙名化下男同志也不願參與捐血的活動。但這樣的猜測可能性則較小，Germain說明英國調查結果顯示在新政策上路後的確有相當的男同志願意且實地參與捐血的活動5。
然而，為何美國自1999年全面實施NAT篩檢後仍有輸血感染愛滋的事件發生?加拿大、澳洲、英國及台灣6的確在NAT引進後境內沒有新增任何輸血感染的案例。NAT因其卓越的偵測靈敏度可將空窗期縮小至11天，但在空窗期內的感染者其血液則有可能逃過篩檢進而感染受血人，這樣的機會極小但並非不可能。美國在1999年引進NAT，但分別在2000年新增1例7，2002年2例8及2008年1例9證實由輸血而感染的案例（圖二），案例中的捐血者都在事後的調查中證實感染落在NAT之空窗期內，也就是感染的11天之內。但若捐血人確實遵守捐血標準的情況下，其受血人感染風險又是如何?加拿大於2013年將男性間性行為放寬至5年之際曾估計過放寬後的受血人感染風險，其中假定所有捐血人都嚴格遵守5年的禁令並且將篩檢技術上的限制納入考量，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其機率經換算後為每1072年才有僅有1例因輸血而感染10。這樣的機率比在加拿大受到雷擊的機率還小上10萬倍，加國每年受到雷擊而受傷或死亡的案例為120-190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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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美國境內各年輸血感染愛滋之案例，美國自1985年針對愛滋病毒第一型 (HIV-1)以 酵素免疫分析法 (Enzyme Immunoassy, EIA)對血品進行全面篩檢，1992年開始以EIA針對 HIV-1及HIV-2進行篩檢，1999年增加NAT篩檢項目 （CDC, 2010, 1337） |
由上述可知，在現行的篩檢技術下血品安全的把關最重要的並非捐血禁令的長度，如終生、5年或是1年禁止捐血，而是捐血人是否確實恪遵該禁令12。因此在台灣不論是捐血禁令放寬至5年甚至1年只要主管機關確實教育捐血人恪遵新的規章，在酵素免疫分析法（Enzyme Immunoassay, EIA）及NAT的雙重把關之下輸血則安全無虞。因此在捐血議題上，血品安全及消除歧視並非不能兩全。
* 眼尖的讀者在這裡可能會發現數據呈現的是血庫中預測及實際愛滋篩檢呈現陽性的數目來作為輸血感染的風險（residual risk）的代理變數（proxy variable）而非直接比較確診經由輸血感染的案例數目，其緣由Germain解釋在目前已引進NAT的國家（美國1999年、澳洲2000年、加拿大2001年及英國2007年）經由輸血感染愛滋的案例極為少見（美國於2008年自之後就沒有任何愛滋感染證實是經由輸血傳染9，澳洲自1998年13，加拿大自1985年14，英國自2003年15）因此若是用此做為感染風險的指標將會沒有任何統計意義，因為都為0。進一步來說，開放男同志捐血若是有可能會增加在血庫中受愛滋感染的血包但卻因某些因素沒有被篩檢排除（意即輸血感染的風險增加，極低，不具有統計意義）被篩檢出感染的血包則理應會同步增加（低，但具有統計意義）因此引用後者作為代理變數應能代表前者作為統計變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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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vison, K.L., Reynolds, C.A., Andrews, N., Brailsford, S. B. “Highlights on donors’ nightlives”—findings on sexual behaviours from the UK blood donor survey. Vox Sang, 2015, 109 (Suppl 1)
6. 台灣血液基金會-捐血機構為血液安全嚴格把關 實施NAT檢驗 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為零
7. Delwart, E.L., Kalmin, N.D., Jones, T.S., Ladd, D. J., Foley, B., Tobler, L. H., Tsui, R. C., Busch, M. P. First report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ransmission via an RNA-screened blood donation. Vox Sang, 2004, 86, 171–177
8.Phelps, R., Robbins, K., Liberti, T. Machuca, A., Leparc, G., Chamberland, M., Kalish, M., Hewlett, I., Folks, T., Lee, L.M., McKenna, M. Window-perio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ransmission to two recipients by an adolescent blood donor. Transfusion 2004, 44, 929–933
9.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IV Transmission Through Transfusion -Missouri and Colorado, MMWR, 2008, 59 (41), 1335-1339
10. Germain, M., Robillard, P., Delage, G., Goldman, M. Allowing blood donation from men who had sex with men more than 5 years ago: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n transfusion safety in Canada. Vox Sang, 2014, 106, 372-375
11. Mills, B., Unrau, D., Parkinson, C, Jones, B., Yessis, J., Spring, K., Pentelow, L. Assessment of lightning-related fatality and injury risk in Canada. Natural Hazards, 2008, 47 (2), 157–183
12. Seed, C.R. , Kiely, P., Law, M., Keller, A. J. No evidence of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transfusion-transmitte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in Australia subsequent to implementing a 12-month deferral for men who have had sex with men (CME). Transfusion, 2010, 50(12), 2722–2730
6. 台灣血液基金會-捐血機構為血液安全嚴格把關 實施NAT檢驗 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為零
7. Delwart, E.L., Kalmin, N.D., Jones, T.S., Ladd, D. J., Foley, B., Tobler, L. H., Tsui, R. C., Busch, M. P. First report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ransmission via an RNA-screened blood donation. Vox Sang, 2004, 86, 171–177
8.Phelps, R., Robbins, K., Liberti, T. Machuca, A., Leparc, G., Chamberland, M., Kalish, M., Hewlett, I., Folks, T., Lee, L.M., McKenna, M. Window-perio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ransmission to two recipients by an adolescent blood donor. Transfusion 2004, 44, 929–933
9.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IV Transmission Through Transfusion -Missouri and Colorado, MMWR, 2008, 59 (41), 1335-1339
10. Germain, M., Robillard, P., Delage, G., Goldman, M. Allowing blood donation from men who had sex with men more than 5 years ago: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n transfusion safety in Canada. Vox Sang, 2014, 106, 372-375
11. Mills, B., Unrau, D., Parkinson, C, Jones, B., Yessis, J., Spring, K., Pentelow, L. Assessment of lightning-related fatality and injury risk in Canada. Natural Hazards, 2008, 47 (2), 157–183
12. Seed, C.R. , Kiely, P., Law, M., Keller, A. J. No evidence of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transfusion-transmitte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in Australia subsequent to implementing a 12-month deferral for men who have had sex with men (CME). Transfusion, 2010, 50(12), 2722–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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